民族音乐的发展与学校音乐教育 — 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访谈录

·樊 荣    整理 ·

[整理附记] 趁我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到北京来 举行师生音乐会之机，受领导委派， 由唐锐老师带着我于 2002 年 6 月 26  日前去拜望了闵惠芬老师。一方面向她转达 中国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对她的敬意；另一方面，想就民族音 乐的发展和学校的音乐教育等问题求教于她。闵惠芬老师 热情地接待 了我们 ，并十分诚恳地 回答 了我们所有 的问题。下面即是这次访谈的记录整理稿。

樊：您对中国民族器乐的现状有什么看法？中国民乐要 更好地发展，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闵：我觉得现在正是民族音乐整个形势在好转的一个 过度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 对民族音乐摧残得很厉害、几乎扼杀殆尽。像我们这样的 人，也可以说是一些幸存者。文革中起码有 8 年时间不让我 上台演出，人生有几个 8 年？可是我就是满心的不服气，内 心充满着愤懑。而且一直坚持着练琴、练功，所以当一旦有 了机会的时候，我一下子冒了出来。包括还有像刘德海先 生、胡天泉先生、刘明源先生。那个阶段已经是文革的后期 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到中国，要听中国的音乐，当时就 由我们几个人接待了交响乐团的专业音乐家们。我们的演 奏真的是震撼了他们，我拉完《江河水》的时候，那些朋友们 长时间的鼓掌，到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等了很久， 才开始拉第二首曲子。经历了这些之后就更加增强了我的 信心。

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生活贫困，国 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有谁会想中国民 族音乐的事业呢？而且后来又是港台流行音乐的泥沙俱下， 同时经济大潮 的到来 ，使人们在这个时候只想到要去发 财。有一个阶段大家开玩笑地把这种现象叫做“全民经商”，当时又有谁能够去想到民族音乐的发展呢？

也只有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弘扬民族文化”这样的口号，而且近几年来又在德育、智 育、体育中加上了美育，强调全民素质教育。 由于有了这样 的政策，专业、业余的民族音乐工作者和音乐院校的专业教 师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地工作，这样就间接地使民族 音乐的处境有了好转。现在不少地方的民乐考级人数在逐 年增加：5 年前，上海第一次二胡考级只有 400 人参加，今 年则有 6000 多人参加，可见学习民族音乐的阵营在不断地 壮大。对于票房的问题，当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数，但是也 不能简单地以此来说明大家不欢迎民乐。比方说，我们这些 演奏者不仅仅是在大剧场里演出，而且还要经常深入基层， 其时，来看我们上海民族乐团演出的人真是非常的多。同 时，我们还要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演出。无论是从演出效 果来讲，还是从来听音乐会的人数来讲，这几年的进步十分 明显，这终究是对民族音乐的一个促进。我还是对中国的民 族音乐充满着信心，而且我们还意识到：好的形势不是天上 掉下来的。你不能指望，突然某一天，大家都风起云涌地去 看民族器乐音乐会，这总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是靠自 己的辛勤耕耘，到处去播种，默默地培养着我们的后代，这 样才能够使民族音乐的形势有所改变。普及与提高要同时 并举。

樊：您认为要想使中国民族音乐更多地被世界所了解， 我们还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工作？

闵：我国的文化艺术遗产是极其光辉灿烂的。解放以 后，这几十年来又逐渐地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民族音乐 队伍，其中有作曲家、指挥家和演奏家等。这支队伍与解放 前相比，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像刘天华先生、阿炳，他们 都经常是孤军奋战，而今天我们这支队伍兵强马壮，不仅是 为本国的同胞服务，而且还要跨出国门，打向世界。为了这 样一个目标，我经常是日思夜想。其实像昨天的这样一个演 奏会也呈现了一个侧面：就是用西洋的交响乐队来为中国的民族乐器协奏。试想，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大都有交响乐 队，但中国的民族乐队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可能有的。因此， 如果说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民族器乐作品， 由交响乐队 来协奏，那么就可以与当地的交响乐团合作。我也已经有过 这样的合作经历了。我曾经到过俄罗斯，与莫斯科爱乐乐团 合作，他们为我录制了两个多小时的二胡作品。我非常重视 这件事情：预先准备了两个小时以上的乐队总谱，因为没有 谱子就无从演起。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做这件事的： 有两个香港人投资 30 万元要为我所演奏过的最优秀的曲 目进行录制，而且要用西洋交响乐团来伴奏。这需要重新配 器，比方说 《长城随想》，它原来由民族乐队伴奏，这次赵建 华演奏的是用西洋交响乐队伴奏的，我请刘文金先生自己 重新配的器。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曲子有两个版本，这就是我 近几年来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为最优秀的曲 目，配上两种 乐队伴奏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就非常方便走出国门。我还 在德国与他们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过 《哀歌— 江河水》， 并和德国交响乐团在国内合作过 《良宵》。两次演出都非常 成功，他们交响乐团的总经理给我献花，一束巨大的花。我 当时心里感到好荣耀，民族音乐在国外真是扬眉吐气了。

昨天晚上的演出你们也看到了，是由中央芭蕾舞团交 响乐队伴奏的。他们的演奏十分出色，与独奏者的配合非常 默契，尤其是当演出 《江河水》时，使我浑身激动，寒毛都要 竖起来了，对于这个曲子的演奏，从来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 平。其实他们排练的时间只有三天，这样一台演出，有些曲 子还是很有难度的，我认为他们是因为热爱自己的民族音 乐，才会这么认真地表演。尽管由于排练的时间少可能会粗 糙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演奏始终充满着激情，这说明学 习西洋音乐的中国人也同样地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

樊：比您更老一辈的很多民乐演奏家都是通过 “口传心 授”的方式学习中国民族音乐的；您既通过 “口传心授”的方 式，后来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您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教育 有什么看法？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 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更好？

闵：“口传心授”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教育形式，但并不是 全部。而我自己的学习主要还是在音乐学院，1958 年我 12 岁进的上音附中，一直是接受正规的学校音乐教育，直到大 学毕业。上海音乐学院— 我的母校— 和我的主课老师 王乙先生、陆修棠先生，以及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所学习到的 各种音乐理论，都对我终身的演奏事业奠定了非常重要和 坚实的基础。我觉得没有当时的刻苦训练和学习，是不可能 有我今天的成绩的。

我学琴比较早，8 岁就开始随我父亲学习二胡。我父亲 是早期的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他毕业于中央音 乐学院。如果算起来他是刘天华的第三代传人，我是第四代 传人。在我进入上音附中的第一天，金村田校长就给我们提 出了一个口号：“你们学习民族民间音乐，要学深、学透、学到家。”我把这句话当作我终身的座右铭。很小的时候，我就 懂得要收集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 。在我 14 岁那 年，第一届 “上海之春”音乐节的时候，听鞠秀芳老师演唱了 一首《阳关三叠》，用古琴伴奏。当时，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曲 子给迷住了，就到处寻找这个曲谱，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我 硬是去把这首作品听会了。以后我学拉《江河水》，也不仅仅 是听二胡的唱片 ，而是 同时 听 民间艺人古新善先生 的演 奏。我们学校的戏曲课、民歌课我都极其认真地去学。直到 现在，大江南北所有省份的民歌我都能背唱一些，这就会对 我终生受益。记得我小时侯认识的一位老先生，他是清代大 侠甘凤慈的后代，他的昆曲唱得很好，我从 10 岁时就和那 位老先生学习昆曲。我所编的二胡曲 《游园惊梦》中的 《游 园》就采用了昆曲音调做基本素材，用几样民族乐器来重 奏，效果很好。像这些作品，今后我都可以带到中国音乐学 院来排练 ，让大家也来与我一起感受传统民族音乐 的味 道。

中国音乐学院的刘德海先生曾说过，十年之内他要准  备请很多位民间音乐艺人来学校教授，这是非常正确的。而  且我还认为：不仅要学生们学，老师更是应该带头学，加油  学。今后不一定都要靠外面的民间艺人来教，我们的老师们  也要会教民间音乐。千万不能只会演奏某一些乐曲，不能只  重视技能训练，而更要重视传统音乐的韵味方面的训练。其  实这是学习民族乐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我可以把我终  身积累的东西传授给大家， 同时也很希望去学习同行们所  积累的东西，要不断地扩大自己表演的范围。现在我的表演  曲 目，不光有大家都熟知的作品，同时也有我自己积累的一  些民间音乐，特别是声腔艺术改编为二胡曲的作品。比如像  昨天晚上由我的学生沈晴演奏的 《洪湖主题随想》，这就是  我的第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是根据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 它从 1977 年元旦至今，一直久演不衰。再比如，我会寻找一  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唱段，其中有民歌、古典诗词音乐、曲  艺、戏曲等各种姐妹艺术形式。我要在二胡上试验，将可行  性特别强、好听的音乐改编成二胡新曲，来为观众、听众朋  友服务，往往这种曲子的成功率很高。比方说：一个黄梅戏  小调 《打猪草》，本是活泼、诙谐的对唱，通过二胡来表现就  变成了对奏的形式。这其实非常简单，经常是到某一个地方  演出，当地找一个二胡好手与我同台对奏，就这么一个小作  品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我还用劳动号子与古曲 《阳关三叠》 改编成了二胡曲，这些是比较浅显的；还有深层次的作品， 譬如用京剧音乐《夜深沉》、南梆子、琵琶古曲《霸王卸甲》这  三个因素组合而成的大型二胡协奏曲，那是技术上高精尖  的作品，非常难演奏。这种与姐妹艺术的结合，把声腔艺术  改编成器乐作品，可以说是我终生的课题。

同时我也一直坚持着学习，无论我走到哪里演出，我都 要学一点东西回去。即使不能编成二胡曲，也可以扩展我的 民间音乐知识面。我去湖南的时候，就总是要请当地花鼓戏 剧团的琴师拉琴给我听，向他请教，看他的指法；我到海南， 去听当地的琼剧；到甘肃、青海，去听花儿，三天三夜和歌手

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演唱；到台湾，则去听客家音乐、歌 仔戏、草台戏；甚至平日里我会专程从上海赶到安徽合肥去 看黄梅戏，路上要 6 个小时；有时候在电视中播放戏曲节 目，我会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认真地去看 … …。我觉得要不 然自己演奏的作品一定是没有新意的，而由于有了这些补 充，我才会在音乐表现上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起来。

樊：我们都知道您是中国最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您每年 的工作非常忙碌。您的父亲闵季骞教授一生培养教育出许 多的二胡表演人才，您培养出了哪些优秀的二胡表演艺术家？

闵：我很少教学，因为我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员，职业是演奏。我可以说是一个终身的演员，8 岁开始上台演奏，从 来没有停止过演出，除了文革时期和生病期间。我的主要精 力都花在演出以及准备工作上，准备过程往往是最吃力的， 要把一部部作品练出来，同时还要等待首演的机会。因此， 我教的学生不多。这几个学生年龄多在 30 至 40 岁之间，我 称他们是我的老学生。只有沈晴比较小，今年 24 岁，她跟我 学习了三年时间。她是淮剧团的小琴师，就住在我家的楼 下。我发现她是个好苗子，而且有戏曲基础，就很认真地教 她。她也很争气，进步突飞猛进，现在已经考取了新加坡华 乐团。

樊：您曾经多次说过这句话：“生命对于我最大的诱惑 就是事业，离开了心爱的事业，离开了心爱的艺术，生命又有何意义？ ”您为什么会对您的二胡事业这么执着？

闵：很多人都知道，我生过一场大病，当然大家都可以 放心，我病后到复出已经有18 年了。有时候，我已经忘记了 自己得过重病， 自认为这是我艺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现在，我有这么旺盛的经历，工作环境、音乐环境都比过去好了很多，所以我总是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投入到工作 中去。我每天都忙的一塌糊涂，日程安排也是相当的紧张， 但我觉得这是充实的、令我心满意足。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做 不动了，而只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而已。

樊：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们都很喜欢您，您也曾来我们 学校做过讲座。您有什么话要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们讲？

闵：你们学校的老师都十分优秀，除了你们的爸爸妈妈 望子成龙，你们的老师也同样是望学生成龙的。我听说刘德海老师、曹德维老师都讲过：要请我到你们学校与同学们一 起排练乐曲，把我的一些比较优秀的曲目传授给大家，我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